| 我们生活在一个亲密关系被高度规范化的社会中，情感的形式、表达与价值不断被分类与排序。某些关系被认为是稳定的、成熟的、可以依靠的；而超出这一标准的，则被视为脆弱的、混乱的，甚至不具正当性的。当我们谈论“依靠”、“照顾”甚至“爱”的时候，这些词往往在社会语境中被强行绑定为恋爱、血缘、亲缘以及法律关系。在这样的系统中，酷儿之间的相互依靠往往被忽略了。然而，那些不以血缘、欲望，以及契约为基础的“爱”，在社群中广泛而真实地存在着。 正如 Judith Butler 所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从理性的契约开始，而是从创伤的相互暴露，人的相互依靠开始的。如果说“可依靠性”是一种资源，那么谁拥有“可依靠”的权利？哪些人的情感可以被看见、被需要？又有哪些人的情感被视为脆弱的、混乱的，甚至是不够重要的？当主流的亲密关系模式无法接收我们的经验时，我们又该如何创造“被看见”的可能性，以及带着尊严和爱继续活下去的可能性？
我的一个朋友和谈了很久的亲密关系分手了。在凌晨四点。她发来消息，说我搞砸了。我十点钟见到她，她一直在哭。我太久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景了。像一个刚刚出厂、还没学会情绪反应的机器人。我只能抱着她说一切都会好的。她说，没有她了我该怎么办啊。我被这句话狠狠的击中了。我意识到我已经很久没有体验过这种“害怕失去某个人”的情绪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和人的关系一直是若即若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紧密。更像是一种默契 —— 我知道你还活着，我始终记得你，在你需要的时候我会尽我所能地帮你。但是这种近乎本能的、近乎撕裂感的依赖与恐惧，似乎已经很久没有在身体里浮现过了。 我开始重新思考：人与人之间的依靠，究竟意味着什么？也许，对一些人来说，独自生活是可以选择并坚持下去的道路。依靠，亲密，甚至关怀，都不是必须的。但在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依靠的重量，不同于占有和控制，而是一个人在失落、脆弱、无助时，仍然可以怀念、靠近另一个人的可能性。我开始重新审视我和身边人的关系。我们之间的联系并不明确，也没有统一的名称。有时是在凌晨回应了一条情绪崩溃的信息，有时是偶尔会询问一下最近在干嘛。这些行为并没有被归入社会意义上“亲密关系”的范畴，但它确实发生在我周围，托举了彼此。 在纯爱社群中，这样的关系模式是普遍的。在传统亲密关系框架不适配我们的生活时，许多酷儿以一种不稳定、非制度化的方式维持彼此的联系。它们不是建立在家庭、契约或浪漫承诺的基础上，而是在现实生活的需要中被临时生成。虽然形式松散，边界模糊，但这些联结常常承担着情绪支持、物质互助，或者共同生活的功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在彼此之间找到或发明出新的联结？在不以血缘、欲望、契约为前提的关系里，我们是否能找到支撑自己继续活下去的力量？ 正如 Sara Ahmed 所指出的，社会对于亲密关系的分类和规范天然地排除了那些不符合规范的亲密形式。作为“被社会排除在外的人” ，酷儿之间的依靠关系也天然地被排除在规范之外。因此，在酷儿社群中生成的依靠和亲密形式，恰恰是对这种规范性情感政治的抵抗。也正是这些不被主流视为“正式关系”的联结，实际上承担了大量的情绪照顾和生活支持的功能。 在“被社会排除”的情况下，酷儿群体往往依靠这些临时性或半稳定的关系来获得继续生活的可能。这种依靠并非总是对等的，也不一定是长期稳定的，但它的确维系了人和生活。如果我们只用“恋爱关系”或“至亲好友”来理解酷儿之间的依靠和关爱，我们就会忽略大量存在于酷儿生活实践中的亲密形式。这些形式可能没有名字，但它们长期存在，也在不断被发明和协商。如何将这些经验纳入到我们对“关系”与“亲密”的理解中，以及我们是否需要扩展对这些词语的理解？这可能是酷儿群体需要面对的一个更基础的问题。 在之前的一篇文章酷儿共住（家）中，我为大家列举了七个历史上非常规的酷儿共住的例子，以及我们熟知的酷儿纪录片《巴黎在燃烧》中也为我们展示了 chosen family 对于社群中酷儿的支持性作用，这些都不是遥远的历史。在当下，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支持性的线下的或者线上的酷儿社群，这些实践都为我们具体的生活创造了各式各样的落脚点，即使它是不稳定的，无法长久维系的；即使有些人并未直接参与这些社群实践，或从中获得明确的支持，ta 们也在自己的生活中进行着依靠与亲密的酷儿实践。尽管我们很难对这些“关系”进行统一的定义与分类，但它们的共性是明确的：流动的，协商的，建立在某种共识上的，并且都被主流排除在外的。它们也许没有被赋予名称，但它们真实地存在，持续地发挥作用。
在当下，我们很难为自己的酷儿关系争取到被承认的“正当性”。 无论从法律、制度，还是文化上来看，社会更倾向于承认那些可以被命名、归类并持续存在的关系。而酷儿的实践，常常被视为例外、临时、甚至不可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为自己的关系强行寻找一个可以被命名的框架。那些游离在现有语言之外，被视为例外的部分，恰恰是我们酷儿性的所在。 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评价：ta 不适合谈恋爱。Ta 们可能“太情绪化”、“要求太多”、“不够成熟”，或者被认为“回避”、“不稳定”、“无法沟通”。更别提无处不在的身材羞辱和外貌羞辱；肥胖的，与自身指派性别气质相反的，情绪化的人被社会构建为“不可被爱的”。这些判断看起来是对个体的描述，实则是在排除某些人被照顾、获得依靠的可能性。那些经历心理创伤、身体病痛或长期生活状态不稳定的人，往往在关系中被推向“照顾者”或“自我负责”的位置。我们往往指责这些人没有“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或者这种表达“不合时宜”，而忽略了背后的脆弱性。即使是酷儿群体内部，也可能因为压力、恐惧或内化规范，对 ta 人的脆弱缺乏耐心、对不稳定关系失去容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切情绪表达都是无害的。伤害ta人从来都不应被合理化。）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更需要重新讨论“脆弱”意味着什么。 在很多时候，脆弱常常被等同于不成熟、无法自控，或者对 ta 人的情绪绑架。但对于很多酷儿来说，脆弱更像是一种无法避免的日常状态——不是因为我们脆弱，而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制度性的保护与照顾，这种没有办法被言说的例外状态注定了被社会视为脆弱。
Judith Butler 在《Precarious Life》中指出，脆弱性和依靠是我们生命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这不仅仅是我们生命本身的脆弱，更是社会和政治制造出的不稳定状态。所以，我们不应该在“稳定性”上对于酷儿进行过多地苛责，因为这本身就与酷儿的生命体验相悖。她又更进一步提出了“可哀痛性”这一原则，即谁的生命被社会视为是“可哀痛的”。在酷儿社群中，我们几乎会认为每一个生命都是“可哀痛的”，但在“哀痛”之前我们是给予了个体足够的关怀，以及个体的“脆弱性”是否得到了足够的尊重和依靠？ 如果要为酷儿之间的联结寻找某种伦理基础，那它可能并不建立在强大、稳定或可依靠之上，而是从愿意承认彼此的不完满与脆弱开始的。它允许我们，在关系中带着伤口以及不完满的状态存在。正视这种不完满和脆弱不是为了我们能毫无负担地放弃这段关系，而是为了更清楚地看见彼此正在经历什么。我们的协商与共识形成了一种酷儿关系的内在张力，正是这种张力，让我们在面对外部的否定与内部的不稳定时，仍然能够维持联结的可能。承认脆弱性也许并不会让这段关系更加持久，它依旧有着随时崩塌的风险。但是这种承认能让短暂的联结也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意义。 我们也许无法为所有关系找到确切的定义，也无法为每一次联结提供完整的解释。但我们可以承认，那些曾在崩溃时的电话、深夜的陪伴、在某次短暂的共同生活中留下痕迹的关系，它们没有名字，也没有承诺，但它确实支撑过我们。彼此依靠是我们生存下去的重要途径之一，但不是唯一，不是所有人都能从相互依靠中获得力量。一些人能够从自身获得力量，这很好，但不要因为这个去过分苛责需要依靠 ta 人获得力量的人，相互依靠不仅仅是酷儿重要的生存方式，也是我们看见彼此的证明。《残酷的乐观主义》中提到，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反而可能是一种压迫自己，无法面对现实复杂性的残酷乐观。当我们执着于获得“稳定”、“持久”、“被承认”的关系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种使个体受困的残酷乐观。 我们习惯用现有的词语和持续性为关系赋予意义，却忽略了那些未命名的，短暂的联结同样为彼此的生命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支点。如果我们用持续时间的长短和被认可的可能性去衡量一段关系的价值，那么这些联结就无法被承认。但实际上这些无法被言说的关系，也曾在特定时刻为我们彼此提供过真正的支持与在场。真正的关系也许不以现有的标准为尺度，而是以能否真正触摸彼此作为标准。酷儿之间一次次地突破标准的联结，是我们彼此的真正写照。 亲密不一定要稳定，依靠也不必永远。在没有制度保障的环境中，酷儿之间的相互依靠，往往是一种不断练习、不断探索的过程。它在一次次彼此靠近与辨认中被重新发明。我们无法完全避免脆弱，也无法永远依靠彼此。但我们可以继续寻找那些可能性的时刻——那些不需要证明、也无需解释的联系。那些即使短暂，也值得被铭记的亲密。 酷儿之间的依靠，从来都不是答案，它只是一种我们正在一起摸索的提问方式。酷儿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为了“成为某种关系”，而是为了在不可避免地脆弱中，成为认可彼此存在的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什么才构成“成功的关系”？我们对于“可依靠性”的分配是建立在什么之上的？是否只有稳定、可命名的、被社会认可的关系才值得被记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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